许倬云先生在《经纬华夏》中将中华大地的演变组织为三个核心区：第一区在黄河流域，从关陇到渤海。第二区是长江流域，从上游到“吴头楚尾”的长江口和太湖一带。第三区是从西南云贵地区延伸到南岭、武夷山以南的沿海一带。三大核心区之间的互动，是华夏文明本身从成长到成型的“诗歌”。

 

许宏老师在推荐序中提到，三大核心区是对“多元一体”理论框架的深入阐发。考古专家们现在已基本认同，如严文明先生总结的，中华文明还有“一体化”的进程。各地文明虽然各自发展，但是在彼此竞争、相对独立的过程中，彼此间相互交流借鉴，日益呈现一体化的趋势。这种现象即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。在距今4300年前后，一体化趋势更明显地表现在中原地区。这一时期，中原地区开始广泛吸收周围文化的先进因素，变成一个兼收并蓄的核心，这个核心恰好为夏商周三代文明提供了一个人文地理棋牌官网、政治地理的舞台，一个经济、文化与礼制的基础。再往后，三代文明在这个基础、在这个历史大趋势上展开。从更长久的历史结果来看，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也成为中华民族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源头。

 

这里还可以具体补充的，是三大核心区之间的互动情况。这种互动伴随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过程。关注史前考古的人已经注意到，赵宾福先生运用考古学方法，提出的“查海时代”，将目前发现的公元前7000-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，依时间顺序划分为查海→仰韶→龙山三个较大的发展时段，是独立找到的比夏、商、周“三代”更早的“新三代”历史材料。早在1986年，张光直先生提出“中国相互作用圈”概念时，以各地区陶器形态的相似性作为考古证据。近年来，新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，李新伟先生注意到红山与凌家滩玉器的相似性，以更多的“物证”，提示我们诸文明早期交往的可能与必要性。例如，牛河梁N16M4出土的玉人、筒形器、凤和环等器物，均与凌家滩有密切的联系。大口缸可能也是流行于大汶口、崧泽、凌家滩、西坡等地，与社会上层丧葬、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盛储器。

 

也有学者提出，这种相似性是独立发展的结果，但很难相信，在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，会达到如此相似的程度。两地的玉器材质不同，形态也有差异，可见交流的不是玉器成品或原料，而是关于玉料采集、玉器制作、宇宙运行和以玉器为法器沟通天地的知识，而这些知识在当时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综合棋牌。由此可以联想，并在一定程度上确定，相隔1000多公里的红山和凌家滩大墓的墓主们，生前可能进行过互动。

 

类似的互动情况确实一直在延续。例如进入二里头时代以后，邓聪先生注意到二里头时代的牙璋，对南中国，也即是许先生三大核心区的第二区、第三区，如西南成都平原的金沙，东南福建漳州虎林山，甚至香港南丫岛大湾遗址等地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。牙璋被视为东亚地区国家政治制度形成的物质标志，在黄河流域以南的广袤范围，包括中原以至于长江流域，甚至珠江、越南北部，都有广泛的影响。由二里头牙璋等实物，甚至可以论证夏王朝政治理念的实践。商末周初时，岐山贺家村西壕、辽宁喀左、四川彭县竹瓦街以及湖北随州叶家山，均见有形制相近的带有高浮雕装饰的铜罍。学者已注意到叶家山M111：120盘龙盖铜罍的形制、纹饰等均与竹瓦街一号窖藏所出盘龙盖兽面纹铜罍相近，仅有微小差别。童恩正先生在论述中国东北—西南的“半月形文化传播带”时，盘龙盖罍就是重要证据。有兴趣的读者，在参观辽宁省博物馆时，不妨注意下“古代辽宁”基本陈列中的“北方-中原文化连接示意图”，图中灵宝为柄，喀左、呼和浩特为两翼的Y字形，还有前面说的“半月形”，其实体现的都是三大核心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。

 

无论如何，三大核心区抑或是辽河流域，与黄河、长江流域诸文化之间的交往互动情况是很值得注意的话题。最迟至庙底沟时代，已出现“最早的中国文化圈”，其东达海岱，西至甘青，南达江湘，北逾燕山，涵盖了现代中国的大部地区。这个颇具共性的超级文化圈，正是在中国这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，各区域文化经过漫长时间交往的结果。